第一千六百五十六章 广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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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千六百五十六章广州

    广州,西园,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蒋之奇最近感到既快乐又苦恼。

    蒋之奇是和苏轼苏辙同科的进士,跟苏轼是好朋友,金明池宴上两人就是同桌,后来大苏还跟着他一起在常州买了田,准备退休后大家一起做邻居。

    因为文章了得,欧阳修大力推荐他为御史里行,之后蒋之奇却又弹劾欧阳修帷薄不修,导致欧阳修辞职。

    蒋之奇也因此事被贬为监道州酒税。

    但是人是复杂的,蒋之奇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在仕途上被过多的耽误,因为他虽然弹劾了欧阳修,但是同样是大宋有名的能吏和清官。

    一路政绩斐然官声卓越,所过之处百姓安居乐业,来到广州之后,在府衙边上治了所别业,唯一的苦恼就是这里够他级别的文士太少,难得诗词酬唱,只能与好友们信件往来。

    听说小苏探花要来做通判,蒋之奇大喜,心想自己与苏家人当真是有缘,这下自己有伴了。

    结果小苏探花抵达之后,交了几篇路上做的诗歌,又交给自己苏轼、苏辙和苏油的信件之后,连自己的探花名头都不提,只说“待入职后学苏轭,参见漕帅。”

    听说马涓为秦州签判,入职时对太守吕晋伯称自己“榜眼马涓”。吕晋伯说道“榜眼乃科举时的名次,既以入仕,当称职务。”

    又常谓涓曰“科举之学既无用,修身为己之学其勉之。”

    且曰“修身为己之学不可后,为政冶民其可不知。”

    马涓自以为得师,之后有政声,每曰“吕公之教也。”

    而从小苏探花的自我定位来看,倒是个谦逊的性子。

    很快蒋之奇就知道了,小苏探花不是谦逊,是压根就没拿自己的文名和科举名次当一回事儿。

    这娃最近常常和蕃坊的蕃人混在一起,用州学官吕笙的话说,这叫“自甘堕落”。

    唐末五代,藩镇武将专权,天下动乱,中央集权始终巩固不下来。

    太祖“杯酒释兵权”之后,往往命朝臣出守州郡,官名为“权知军、州事”。

    特意在前边加个“权”,有临时之意,意谓随时可以罢去,从名称上就特别矫正藩镇父死子继的锢弊。

    为了制衡知州,又特设通判。

    通判是“通判州事”或“知事通判”的省称。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,防止知州职权过重,专擅坐大。

    这个灵感来自于汉代的负责监郡的“监御史”和负责监县的“督邮”。有此一职后,中央与州县的关系,即如心之使臂、臂之使手,指挥自如了。

    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,必须要有通判署名方能生效,通判之名,也得自“上下公文,均与知州联署”之故。

    通判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,后改由转运使、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,辅佐州政,可视为知州副职,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。

    元丰改制后,通判独立性愈发得到加强,基本全部由朝廷任命。

    有宋一朝没有知州造反,通判的设立,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    除了掌监知州外,“凡兵民、钱谷、户口、赋役、狱讼听断之事,可否裁决,与守臣通签书施行。”

    另外通判还有一个职责“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,得刺举以闻。”

    一般的通判,级别多为从七品和正八品,但是广州是路治,也就是直隶州,故而通判级别多数为从五品和正六品。

    漏勺早蒙恩荫,身上背着将作监丞的虚衔做赵煦的伴读。

    然而漏勺自己却没把这个将作监丞当虚衔,经常跑去将作监实习上班,还给将作监改进过几次工艺,立了些功劳。

    司徒家二公子的功劳无人敢抢,将作监将成果报上,高滔滔看过都乐了,苏家人这是一如既往的实诚啊。

    于是干脆按照实职给漏勺诠考升转,等到漏勺中探花的时候,已经升到了从六品。这也成了刘正夫要求将之外放的理由。

    应该说,漏勺的起步,比他爹还厉害。

    不过他爹从治夔开始一路跳级,压根连通判、路判都没干过,放到外路都是正职。所以娃娃还有得追。

    广州是无人愿意来的州,按照苏油之前制定的艰苦地区任职官员,可以优先升职和俸禄补贴关怀的政策,漏勺外放,朝廷给的是正六品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如今的广州城,只能算是初具格局。

    虽然自秦始皇统一岭南,任嚣、赵佗建筑番禺城垣开始,广州就是岭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五代之时,这里还是南汉政权的首都,但是依然说不上发达。

    开宝三年,宋征岭南,以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、朗州团练使,尹崇珂副之。

    当时的南汉国主刘鋹堪称昏君中的极品,纸醉金迷、凶残暴虐、荒淫无度。

    对付自己人他很拿手,皇室宗亲几乎被他全灭。

    为了防止官员造反,这货想出一绝招——给官员们动手术,让他们成为宦官。

    等到潘美打过来,刘鋹六神无主,便问手下该怎么办。

    手下也够混账,跟他说宋军之所以要打我们,那是因为觊觎我们的好东西,只要我们将宫室府库内的宝贝全给烧了,他们无利可图之下,自然就只能回去。

    于是刘鋹真的就放了一把火,烧掉了皇宫,并将半个广州烧为白地。

    等潘美打到广州哭笑不得,只能把刘鋹抓去开封当战利品,南汉灭亡。

    直到真宗、仁宗时期,广州城才开始渐渐恢复。

    之后不断有官员上报,广州多蕃汉大商,却已经“城壁摧塌”,坊里富庶却又防卫衰弱,无城池郛郭,周边便出现了不少海盗。

    珠江口水面壮阔,号称“小海”,一时成为海盗的天堂,最多时有三百之众,而蕃汉百姓如同露天筵席上的丰富菜肴,任由盗贼宰割。

    一座城市遍地财富却没有城防,这就像是家有千金却从不锁门一样。

    庆历五年,任中师回朝,再次向朝廷建议广州修城。

    新任知州魏瓘,在旧城角落发现一块古砖,铭刻着“委于鬼工”四字。

    鬼与委合在一起,就应了“魏”这一姓氏,魏瓘认为这是天意,于是召集军民,以南汉旧城为基础,大修子城。

    任中师和魏瓘可谓高瞻远瞩,子城重筑后不久,就爆发了侬智高之乱。

    然而魏瓘修筑的子城固若金汤,城内新开凿的井水充足,侬智高围城五十余天师老兵疲,番禺县令萧注募集勇士,趁晚上飓风大起,点火焚烧敌军船只,一时间烟焰蔽天,侬智高只得败退。

    虽然子城出色完成了御敌的任务,但还是过于狭小,无法容纳更多百姓。

    治平四年,宰相吕蒙正之子吕居简知广州,打算修建西城,但苦于工程困难,于是只好将目光投向东部,早在东汉末年,由步骘在“赵佗城”旧址上修建的越城。

    吕居简不久调任,但仍旧上书,请求在越城遗址上修筑东城,新任知州王靖接手后,历经百余日,将东城修毕,方圆四里,城橹五十一,北门“拱辰”,南门“迎薰”,东门“震东”。

    只有西面与子城隔文溪相望,未修城墙,有“致喜桥”跨濠与子城东门迎春门相连。

    熙宁四年,福州知州程师孟移任广州,鉴于侬智高围城时掳掠城外藩汉数万家而去,“百年生聚,异域珍玩,扫地无遗矣”。认为地方治安与百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,广州城的格局规模,依然是当政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    而广州背山望海,城北越秀山,城南珠江水,东部越城残迹规模迫隘,再往西,则土地低湿,唐代以前基本是河汊沼泽。

    司马光的评价是“地皆蚬壳,不可筑城”。

    因此广州并没有修建大城的地理优势,能修的,前人差不多已经修了。

    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——造砖,修砖城。

    程师孟在福州就是个治水修城的小能手,经验丰富,决意顶住议论,修筑西城。

    也是天时地利人和。

    首先比起战乱造成的损失,修城花费简直微不足道,而广人自侬智高之后,常因没有外城保护而担惊受怕,一日三惊,所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,都空前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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